本报记者独家专访日本“慰安妇”问题研究者：
现在是最糟糕的时期，也是最好的机会
本报记者 庄庆鸿文并摄
今年3月，日本大阪市市长桥下彻发表了“‘慰安妇’是有必要的”言论，引起了多国的强烈抗议。事后，极右分子桥下彻并未辞职。
但很多愤怒的中国人并不知道，也有这样的日本人，几十年如一日，坚持为中国“慰安妇”受害者奔走呼吁。他们，是“桥下彻”们的老对手。
今年，是他们最困难的一年。
NHK史上第一次关注“慰安妇”
在东京早稻田大学里，就有一所专门为亚洲各国二战日军性暴力受害者而设的展览馆。
它叫“女性战争与和平资料馆”，简称WAM。
“桥下彻发表这样的言论，我们一点也不惊讶。”WAM的负责人、“慰安妇”问题专家池田惠理子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
“因为桥下彻长年以来在历史问题上的发言都非常恶劣。我们看到消息后反应迅速，马上提出了联名抗议书，要求桥下彻辞去公职和维新会(日本右翼党派——记者注)职务。”
据池田惠理子介绍，日本关西地区关注“慰安妇”问题的民间团体有50多个。这一次，就是民间团体“慰安妇问题关西NETWORK”的志愿者，拿着抗议书，直接来到了大阪市政府。
但桥下彻没有出面，由秘书接受了抗议书。抗议者们还给了桥下的秘书5本WAM出版的“慰安妇”问题书籍。“就是因为桥下彻太缺乏这方面历史的基本知识，完全不学习，才会发出那样的谬论。”
1973年，23岁的池田惠理子从早稻田大学毕业，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日本最大的电视台NHK。直到退休，她在NHK工作了37年，一直持续调查二战“慰安妇”问题。
但她调查“慰安妇”问题，却不是因为电视台的要求。
上世纪90年代，她要做纪念二战的电视节目。她依照惯例去NHK庞大的资料库里找了一圈，“结果是什么都没找到。这么多年NHK都没有做过任何‘慰安妇’的报道，我太惊讶了”。
最后，池田惠理子坚持做出了片子。那是NHK第一次关注“慰安妇”问题，但是最终没有被播出。
从那以后，池田惠理子开始用业余时间调查“慰安妇”问题。“这是我的固执。我想传达最苦的人们没法表达的声音。”
1996年，她加入了“慰安妇”战后索赔运动。她和一群日本志愿者几乎年年来中国，为许多中国的受害老人录下历史的证词。
最糟糕的时期
“现在是整个和平反战运动最糟糕的时期。”战争与对女性暴力研究行动中心共同代表西野瑠美子女士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上世纪90年代至今，日本和平友好人士针对“慰安妇”问题，进行了大量的调查。战争与对女性暴力研究行动中心是重要的组织之一。
2013年6月28日，西野瑠美子联合15名日韩二战“慰安妇”问题研究者，联合出版了反驳日本右翼的新书——《直面“慰安妇”问题的右翼网络暴力——“河野谈话”和日本的责任》。在书的前言里，她略带无奈地写道：“围绕着‘慰安妇’问题，要求日本政府谢罪赔偿的运动已经开展了20多年。但是，现在依然没有一个受害者能接受的结果，前景愈加不明朗。”
西野瑠美子原来是一名中学语文老师，上世纪80年代开始加入民间组织，从事社会工作。1990年，她接触到“慰安妇”问题后，就再也“脱不开身”了。
她多次到中国山西、上海、云南等地调查二战性暴力受害者。“我们找了心理医生，检查结果显示，时隔60多年，老人们的心理创伤依然非常严重。她们突然听到男人说话，或者看到好多人一起走过来，就会下意识地想躲起来。”西野说。
2000年，在海南农村，她和向导被全村人气势汹汹地围住了。一个老人朝她冲了过来，她差点被打了一拳。老人骂道：“小日本鬼子！”多亏向导反复解释，西野瑠美子才得以脱身，继续调查。“但我认为这是很珍贵的经验，亲身认识到当年日军给中国人造成了多深的伤害”。
1992年，“中国慰安妇证人第一人”、山西省盂县的万爱花老人来到了日本，第一次公开作证。她状告日本政府时，池田惠理子就在旁听席上。
1993年8月4日，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河野洋平发表了著名的“河野谈话”。河野谈话承认日军直接参与在朝鲜半岛、中国等地设置“慰安所”及强征当地妇女充当“慰安妇”，并对此表示道歉和反省。
1994年的太原，万爱花大娘在中外记者面前讲话，突然灯灭了。一片安静中，只有她自己苍老的声音，在黑暗中回荡。“大家都安静地听着，我被极大地震撼了。”池田惠理子说。
2000年，战争与对女性暴力研究行动中心、WAM和欧美相关团体一起召开了“国际女性法庭”。虽然它是不具有法律效力的民间法庭，但众多“慰安妇”史实得以公开展示，众多受害老妇人登台痛斥日本军国主义罪行。
2007年，美国、荷兰、加拿大的众议院和欧盟议会都作出了要求日本政府在“慰安妇”问题上谢罪的决议，有的还要求赔偿受害者。
2011年，在韩国更是发生了一起在研究者看来“划时代”的事件。这一年，韩国的宪法法庭，判决“对日军‘慰安妇’问题未积极解决”的韩国政府“违宪”。
“但是，把视线转回日本国内，大动向完全逆国际潮流而行。”西野瑠美子说，“无视史实、要维护二战日军‘名誉’的势头，真是止也止不住。”
2007年6月14日，日本国会44人参加的“历史事实委员会”在《华盛顿邮报》上以“这就是事实”为题发布了意见广告，否认“慰安妇”问题是二战日军犯下的罪行。
2012年8月起，石原慎太郎、桥下彻等日本右翼，更是发表了“‘慰安妇’都是自愿的”、“没有强拉‘慰安妇’上战场的资料”等狂妄言论。
2012年11月4日，日本右翼在美国新泽西州的报纸《STAR Ledger》上再次刊登意见广告，其中甚至批判了“河野谈话”。这一次，联名者里有当时尚未重登日本首相宝座的安倍晋三。
进入2013年，“慰安妇”问题成为日本右翼试图突破日本和平宪法的一个支点。桥下彻作为“先锋”不断发声，第二次掌权的安倍内阁也放出了“可能推翻河野谈话”的风声。这引起了中美等多国媒体的激烈批判，但安倍首相依然在2013年2月7日的日本国会上表示：“没有强制慰安妇的证据。”长期研究战后赔偿问题的日本一桥大学田中宏教授认为：“这是日本在国际上的耻辱。”
“我们到现在为止做了很多调查，但安倍和桥下却说没有任何证据，就证明他们在说谎了。最有力的证据就是河野谈话。此外，还有当年远东军事战犯法庭的判决。”西野瑠美子说。
5月22日，235个日本民间团体、450多人在东京召开了针对桥下彻错误言论的抗议集会，池田惠理子也是参加者之一。“很多国会议员都来了。”5月28日，韩国“慰安妇”受害者金福童、吉元玉发起了受害者证言集会，约600人参加。
但在国际压力下，桥下彻只是在5月25日撤回了“冲绳美军也活用了色情产业”的发言，却不撤回“慰安妇是必要的”这句话。
在西野瑠美子看来，“这可以说是20多年来我们面临的最大危机”。
“不管大家怎么努力，日本政府全部无视，从报纸到电视的媒体也都‘自我规制’，不做任何报道。右翼的自民党也批评桥下彻，但主要是因为他对女性的歧视，谁也没有正视历史。”
历史问题就是教育问题
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美化侵略战争的《新历史教科书》。至今，右翼政治势力依然在日本试图推广这本教科书。
从1997年开始，安倍晋三聚集右翼的日本国会议员，组成了“思考日本前途与历史教育的青年议员会”，他自己任会长。
这个议员组织，到现在去掉了“青年”两字，依然活跃着。2007年，美国众议院提出“日本政府应对‘慰安妇’问题谢罪”的议案后，该议员组织公开把“‘慰安妇’不是性奴隶，是自愿的军妓，不存在虐待”的书信送到了美国众议院。
“1997年以前，日本的历史教科书里都会写到二战的‘慰安妇’问题。但是每年‘慰安妇’问题都受到右翼的疯狂攻击，从2012年开始，通用的高中历史教科书已经把这部分内容删去了。”池田惠理子叹息道。
删去这部分内容的责任，究竟归谁？
日中韩共同历史编纂委员会共同代表俵义文认为，始作俑者是“日本政府、文部科学省和自民党政治家”。
“在这种强大的政治压力下，教科书出版社不得不‘自我检查’，删除了‘慰安妇’历史的记述。同时，日本各地的教科书选用制度也慢慢向右转了”。
1999年8月，根据文部省的要求，东京书籍、教育出版、帝国书院等出版社都删去了“从军”和“强制被迫”的词语。
但是日本书籍出版社一度顶住了压力，2002年版的教科书里依然保留了“慰安妇”内容，反而比其他出版社更多地增加了日军的侵略史实记述。右翼的《新历史教科书》委员会和《产经新闻》将日本书籍出版社攻击为“最自虐的”。
据俵义文记述，1997年，日本书籍出版社的教科书在东京的23个区中有21个区选用，但2002年，这个数字下滑到了两个。2006年，数字终于变成了零。
但池田惠理子还是在继续传递历史真相。WAM出版了面向中小学生的“慰安妇”问题历史教材。“因为中国的慰安妇实在是太惨了，日本政府根本就拒绝承担谢罪赔偿的责任，愿意出来作证的日军老兵又很少，我们不能放弃。”
使用1997年以前出版的教科书的日本一代，已经知道了“慰安妇”的史实。但十多年后的现在，日本年轻人想学这段历史，也很难有机会了。
西野瑠美子认为，责任不仅在教科书，而在大众传媒。“我认为只要有机会一定可以传递历史真相，但媒体一直在报右翼关心的领土争端问题，很少报道我们的(‘慰安妇’)活动。”
她介绍，东京都教育委员会、自民党教育再生总部，都是推动教育右倾化的右翼力量。“历史问题说到底是教育问题，右翼也认识到了。他们希望重新建造起为国冲锋陷阵的一代，能像当年军国主义政府时代那样，所以必须修正教育”。
出人意料的是，这些“慰安妇”史实的研究者，很少上网。但这却不是因为他们“跟不上时代”。
“这是因为，日本右翼的攻击太泛滥了，还是不看为好。”西野瑠美子说，有一次她偶然搜索自己的名字，竟然搜出了许多她的生活照片。“都不知道我是什么时候、在哪里被偷拍的”。
对他们来说，电话威胁、人身攻击已经是家常便饭。“我已经很小心，名片上都不透露住址等个人信息，但威胁电话还是会直接打到我家里。”西野说，每次站在铁轨前等电车，他们都不会站在最前面，“以防万一”。
即使这样，他们依然坚持自费出书、做调查。“如果我被右翼攻击，就说明‘慰安妇’问题真的很重要。我更应当坚持继续做下去，一定。”池田惠理子说。
西野瑠美子也知道，他们不可能回避网络，尤其是在日本右翼在网络上非常活跃的当下。日本年轻人一搜索“慰安妇”三个字，出现的大都是右翼发布的错误信息。
因此，她目前正在和志愿者一起准备建立“慰安妇”问题的专门网站。“虽然我们人手有限，不可能成天发帖，但必须要在网上发出声音，让年轻人看到真正的历史”。
日本年轻人为何不关心“慰安妇”问题
相比中国青年一代对中日历史问题的高度关注，日本的同龄人可以说是关心者寥寥。
这个问题在反战和平组织里，体现得尤为鲜明。
战争与对女性暴力研究行动中心里，最年轻的一位会员也已经30多岁，会员中多数都是四五十岁，年龄最大的有70多岁。
“我们的会员里老人居多，都是年轻时参与后就长年一直支持我们的人。一次研究会能聚到十多个人，就算很好了。”西野瑠美子说。她今年已经60岁了。“等我们这一代人老去，过世，就没有其他人了。”
除了没有年轻人接班，反战和平组织的资金匮乏问题也很严重。“因为筹不到钱，我们不得不解雇专职志愿者。”西野笑着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
但战争与对女性暴力研究行动中心依然坚持，从来不接受企业的捐款支持，只接受个人的小额捐款。“否则就要听企业的，也没有多少企业会来给我们捐款，因为他们做环保之类的更利于企业社会责任形象宣传。”
二三十岁的日本年轻人缺乏对历史问题的敏感和意识，也不来参加活动。
在东京外国语大学，金富子教授做了关于“慰安妇”问题的学生调查。许多学生回答她：“我是中立的，不支持也不反对。我不想对政治发言，更关心就业。”
“现在年轻人对生活有强烈的不安全感，因此远离政治。我认为只要给他一个遇见的机会，给他一次冲击，让他慢慢思考，就够了。”西野瑠美子说，“中日两国都无法忽视对方的存在，现在很多中国学生来日本学习，两国年轻人应该互相多交往。”
田中宏教授则直言不讳地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在日本，无论哪个大学，中国留学生、中国老师都有惊人的数量。但是他们现在也都不来参加和平反战活动。其实如果他们来参加，长年艰苦坚持的日本人会有多激动，多高兴啊！”“有很多中国留学生是中国公费派来日本的，但是他们也不关心、不参加(和平反战活动)。把奖学金自己花了或者寄回中国去，我真的很寒心。”他沉声说。
上世纪60年代，亚洲留学生找到年轻的田中宏，向他抗议1000日元面值纸币上的二战战犯伊藤博文头像。
“我当时真没去注意他是不是战犯，留学生对我提出的问题，给我很大冲击。这成为我几十年反战和平活动的最初起点。”田中宏说。
承认“慰安妇”问题是日本真正民主化的入口
现在的日本国会是偏右的，但西野瑠美子也说：“现在也是最好的机会。”
“在此前的民主党执政时期，就算让他们承认‘慰安妇’问题，强大的保守派自民党也不认账。而现在安倍政权就在台上，如果能趁现在让政府承认的话，就可以改变局面。”
事实上，日本政府和国际社会打交道的时候，“慰安妇”问题，正日益成为它必须跨过的门槛。2011年12月18日，日本时任首相野田佳彦与时任韩国总统李明博在日本京都会谈。在约1个小时的会谈中，双方用40分钟“吵”的就是“慰安妇”问题。
李明博表示，“慰安妇”问题正在成为两国关系的障碍，日方需要切实拿出优先解决“慰安妇”问题的勇气。野田则表示，“慰安妇”问题已经从法律上解决，今后将继续从人道主义出发寻找良策。
安倍一直在中国周围构筑关系，他和副首相麻生太郎多次出访东南亚国家，进行“价值观外交”和“金元外交”。但田中宏认为，对方的亚洲国家是因为经济原因和日本交往，“并不是真正尊重日本”。
“作为二战的发起者，德国在战后受到欧美各国警惕，加之美苏冷战影响，也必须分裂压制，使之不再成为威胁。但东西德统一，竟然受到了欧洲各国的祝贺和欢迎，这显然是因为德国对历史问题的重视。”田中宏说，“反观日本，因为没有好好面对历史问题，因此在亚洲各国都无法得到真正的欢迎。”
田中认为，现在的问题在于，日本总自认为是美国的“极西地区”，而不是亚洲的“极东地区”。“现在的日本还没有真正融入亚洲社会，我觉得日本的政治家和民众都必须更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
去年，安倍晋三在选举期间一直大肆宣传要修改和平宪法，否定反省战争责任的村山富市谈话。
但西野瑠美子认为：“修改和平宪法不是日本一个国家的问题，关系到周边各国，没有那么容易。最重要的还是日本直面历史问题。想要跳过这个问题，考虑中日互信友好，考虑融入亚洲是不可能的。”
“承认慰安妇问题，是日本走向真正民主化的入口，所以我们必须坚持下去。”最后，西野瑠美子说。她手中，正举着和日本强大右翼对抗的新书，黑红色的封面上，印着1938年农历正月在南京开设的日军“慰安所”的老照片。
(原标题：现在是最糟糕的时期，也是最好的机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