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黄灿然诗歌翻译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明确提出了诗歌翻译的非个性化，这对于诗歌翻译、尤其是现当代诗歌翻译意义重大。但没有引起理论界和译诗界应有的关注，本文拟对该理论作进一步的梳理和释读，从思想溯源、概念厘定、理论原因和具体实现这几方面加以分析和论述，以期引起关注，发挥该理论应用的作用。
关键词：黄灿然 诗歌翻译 非个性化
众所周知，诗歌翻译，往往带有译者很强的个性，同一首诗，不同的人来翻译，总会得到不同的译文，比如拜伦的《哀希腊》，苏曼殊译成五言，马君武译成七言，梁启超译为词曲体，胡适译为骚体，査良铮译为现代格律体，差异不可谓不大，非常鲜明地体现了译者的个性。这种个性，可以说在译诗中得到了极大的认可。然而，也有一种思想与之针锋相对，即译诗的非个性化，只是这种声音还比较微弱，被淹没在个性化的滔天巨浪之中，不易被人听到罢了。
一、非个性化思想溯源
非个性化的提法早已有之。在西方，最早提出相关思想的是19世纪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济慈，他明确阐述了“消极才能”这一思想，认为诗人是最没有个性的，然后是T·S艾略特，他在其论文中，明确提出“一个艺术家的进步，意味着继续不断的自我牺牲，继续不断的个性消灭”，（艾略特，1994，5）“诗歌不是表现个性而是逃避个性”，（同上，11）可以说是首次使用非个性化这一概念的诗人。在中国，很早就有“我注六经”和“六经注我”之争，“我注六经”就是一定程度的非个性化，然后是王国维影响巨大的“无我之境”，其实也就是非个性化，只是他们强调的是创作当中的非个性化，之后是著名诗歌翻译家飞白先生提出的“译者的透明度”，已经直接指向诗歌翻译领域了，这些都是非个性化思想的源泉，但直到黄灿然，才首先明确将“非个性化翻译”这一概念和思想用到了诗歌翻译领域，并作了初步的理论探讨。
二、非个性化翻译的概念
讨论非个性化翻译，首先要明白其概念。顾名思义，就是在翻译过程中尽量客观，消除自己的个性，去掉主观的东西。用黄灿然的话来说，“非个性化就是消灭译者的个性，还作者真面目，译谁像谁，尤其是要译出原作者的声音。”（黄灿然，2001:164-165）这里有几点需要注意，一是消灭个性，那么何谓个性？作者并没有说明，但根据笔者的理解，应该包括个人气质、性格、修养、爱好、习惯、审美等方面，译者就是要克服自己在这些方面的倾向；二是还作者真面目，这实际上是提倡非个性化的目的，那就是原作者是什么样的，我们就应该将他译成什么样，不可带上译者个人的印记；三是译谁像谁，这是还原作者真面目的具体化。此点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很难，我们经常读到有些译者的译诗，千人一面，译谁都像自己，这就是译者将之个性化了。
为了更好地掌握这一概念，还必须将其与其它概念作进一步的比较。首先，非个性化翻译不等于直译，但他们之间关系的密切毋庸置疑，可以说非个性化是总的方针和策略，是一种美学取向和宏观把握，它的含义更广，指涉也更宽；而直译是非个性化翻译的具体实施方法和操作手段，是较微观的层面。其次，非个性化翻译也不等于异化，异化虽然也是较宏观的策略，但主要是为了保留异质文化，更多涉及文化层面，甚至刻意追求异国情调，有时难免扭曲原作；而非个性化更多指向原的作整体风格，其目的是全面的忠实，涉及每一个方面和细节，是比异化更宽泛的概念。再次，非个性化翻译是个性化翻译的对立面，它们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策略，非个性化要求完全消灭译者的个性，而个性化要求充分发挥译者的个性。最后，非个性化翻译与消极才能和译者的透明度在实质上是一致的，正如飞白所说：“译者的透明度，也就是译者的消极才能。”（转引自海岸，2007, 329）只是用了不同的术语而已，但透明度意思不明确，消极才能也容易引起误解，都没有非个性化这样清楚明了。
三、提倡非个性化翻译的原因
长期以来，在诗歌翻译领域，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占主导地位的都是个性化翻译，即创造性的、带有译者鲜明个性的意译。郭沫若就曾明言：“译雪莱的诗，是要我成为雪莱，是要雪莱成为我自己……他的诗便如我自己的诗。我译他的诗。便如像我自己在创作的一样。”（陈福康，2000：261）这里，实际上涉及了非个性化翻译和个性化翻译，“是要我成为雪莱”是非个性化翻译，而“是要雪莱成为我自己”则是个性化翻译了，郭在此混淆了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策略，他真正要强调的只是“像我自己在创作的一样”的个性化翻译。的确，最富盛名的诗歌翻译名作如菲茨杰拉德译的《鲁拜集》和庞德译的《华夏集》，都是典型的个性化翻译，而采取非个性化翻译的名作，迄今也没有产生。
那为什么还要提倡非个性化翻译呢？黄灿然有他自己充分的理由。首先是他限定了非个性化翻译使用的范围，“意译者适宜译二十世纪以前的经典作品，而不适宜译现当代作品……而直译者则应以现当代作品为主，也可兼顾有现代倾向的经典作品。”（黄灿然，2001：:216）这里虽然谈的是意译与直译，但与个性化翻译和非个性化翻译是相通的。因为二十世纪以前的经典作品，是以传情达意为主，其思想感情是较明显的，风格也多相似，完全可以用个性化的翻译将其表达出来，虽也讲究用词炼句，但不像现当代诗歌，完全以用词炼句为旨归，往往并无明确的含义，或者其意义就隐含在特殊的词句之中，风格也迥然不同，因此必须采用非个性化翻译，才能再现原作的意义和风格。也就是说，采用个性化翻译的时代已经过去，翻译现当代诗歌主要得采用非个性化翻译，当然，古代作品中极具现代风格特征的也宜采用非个性化翻译，而现当代作品中极具古代风格特征的也可采用个性化翻译。
其次，现在有不少诗歌翻译家，翻译了很多不同诗人、不同语言的诗歌作品，但往往风格语言都很相似，看不出原作各自的风格特征，仿佛就是读同一个诗人的作品。正如黄灿然所说：“他们译不同风格的诗人，却只译出一种风格的诗，即使不考虑风格，其可读性也低得可怜，至于原作者的声音，就更加听不到了。”（同上，167）正是针对这种现象，他提出了非个性化翻译，用来对抗千人一面的个性化翻译。他还说：“一个译者如果同时掌握数种语言并从事翻译，或通过某一个语种来转译，或仅仅翻译一个语种的不同诗人，他的挑战都是很大的，而应付这种挑战的最有力武器不是别的，正是非个性化。”（同上）他这里说的挑战就是指面对这么多风格迥异的诗人和诗篇，译者必须译出他们各自的风格来，即有多少诗人就有多少种风格，这当然比个性化地译为一种风格难多了，所以是很大的挑战，只有用非个性化翻译才能应付。
飞白则从译者的角色角度提出了自己的原因，并用演员演戏来作类比：“其根本理由是译者在演原作者的角色，而不是演自己的角色。突出自己者只能成为‘演什么角色都像他自己’的本色演员，有消极才能者才是‘演什么角色像什么角色’的性格演员。”（转引自海岸，2007, 329）也就是说，只有非个性化的译者，才能译什么像什么，而不是译什么都像自己。
四、非个性化翻译的实现
要实现非个性化翻译，主要包含以下两个层面：一是倡导非个性化翻译；二是反对个性化翻译。
倡导非个性化 如何做到非个性化翻译，黄灿然提出的具体方法正是直译，他说：“在技术层面上，非个性化与直译是相似的：尽量贴紧原诗的句法、词义、音节、排列，把原诗的语调和气氛带出来，呈现给目标语读者。”（黄灿然，2001:164-165）这里再次显出非个性化翻译与直译的密切关系，正如前文所述，非个性化翻译是宏观的策略，但具体到操作层面，则离不开直译，最主要的方法也是直译，但直译不是非个性化翻译的全部，简单的直译也不一定能达到非个性化的目的，有时为了更好地反映原作的风格，意译也是必须的，就是说非个性化翻译并不排斥意译，它真正排斥的是个性化，而意译并不一定是个性化翻译。
反对个性化 在实现非个性化翻译的过程中，如何消灭译者的个性，达到客观、忠实，成为更为重要的环节。因为译者的个性，总会不知不觉、自然而然地带人他的译作中，这就是为什么同一首诗，每个人翻译出来都会有差异，不可能出现两个一模一样的版本。也就是说，绝对的非个性化是不存在的，也是不可能的，译者所能做的，只是尽可能地克服自己的个性化倾向，尽可能地趋向非个性化。针对这方面，黄灿然也提出了一些具体可行的措施，比如他说，非个性化翻译“就是应该尽量消除作者的主观色彩、减少臆想，放弃译者偏爱某些用语、某些意境的个人癖好，尤其是不要‘浮想联翩’。”（同上，165）这些现象在翻译实践中确实存在，比如有人喜欢用四字短语、成语，甚至极具地方特色的谚语、俚语和套话等等，而不顾及原作本来的用词和风格，导致完全个性化译作的产生。不仅如此，“一旦译者主观色彩太浓，出现个性化倾向，词语表达的准确度就会立即遭到扭曲。”（同上，171）扭曲就改变了原意，就背叛了原作和原作者，因而就没有忠实可言，这就违背了翻译的基本原则，既辜负了作者，也欺骗了读者。然而这样的个性化翻译，译诗界却大量存在。
无独有偶，著名翻译家杨周翰也明确提出：“翻译家要泯灭自己的个性，是个学舌鹦鹉（parodist），不能让原作迁就译者，才能达到近似。”（转引自王寿兰，1989, 42）也就是说，即便采用了非个性化翻译，也只是更接近原作而已，不可能完全等同于原作，而如果采用个性化翻译，无疑只会离原作更远。除了抹杀原作者的风格、扭曲原诗的词义之外，黄灿然还指出了另外两种更为典型和普遍的个性化翻译：
译诗中不足取的个性化还包括‘雅’病和‘律’病。‘雅’病指译者翻译观陈旧，仍然以‘雅’作为翻译理想，而不顾及原作的真面貌；或有译者自以为顾及，事实上却是漠视原作；或自以为传神，实际上距原作愈来愈远。‘律’病主要指译者把心力全部投入翻译（其实是创造）格律，主要是专注于押韵；而为了押韵，便不顾一切地置换原作的各种安排，扭曲、扩大或缩小原文的词义。（同上，178）
因为要像诗，而诗是最高雅的文学体裁，所以多数译者都在“雅”上做文章，以为越雅便越像诗，越雅便越是好诗，越雅便越成功，殊不知译出来的东西，早已不是原诗了，正如英国批评家本特利评论蒲伯翻译的荷马史诗：“这诗作得实在优美，蒲伯先生，不过您不能把它称作荷马的诗。”（转引自邵斌，2011:67）再来看律病，因为非个性化翻译主要适用于现当代诗歌，而现当代诗歌以自由诗为主，根本不押韵，所以译作更没必要押韵，非要押韵无异于画蛇添足，只会弄巧成拙。当然，如果原作是押韵的，译作也可以押韵，但也不应该以韵害意。这些都是个性化翻译常犯的毛病，应该在现当代诗歌翻译中加以克服、消灭，最终得到一个更为忠实和客观的非个性化译本。
五、小结
黄灿然诗歌翻译思想的核心，就是直译和非个性化，这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层面，但他谈得多的是直译，而关于非个性化，则主要集中于一篇文章，即《译诗中的非个性化与个性化》，因而显得不够充分和系统。笔者联系他的其他论述，将这一观点放到更广的背景中加以考察和比较，从思想溯源、概念厘定、理论原因、如何实现这几方面来展开分析，系统论证了诗歌、特别是现当代诗歌宜采用非个性化翻译这一结论。
本文为遵义师范学院科研课题《黄灿然诗歌翻译思想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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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黄灿然. 必要的角度[M].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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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李梅英，张显翠. T·S艾略特的“非个性化”诗歌理论与新批评派[J]. 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
[7]邵斌. 诗歌创意翻译研究：以《鲁拜集》翻译为个案[M].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
[8] 王国维. 人间词话[ 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