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翻译活动领域,女性一直受到父权制中心社会的控制,处于从属和“他者”的地位。随着女权运动的兴起,女性的地位逐步得以提高。然而在翻译领域,女性的声音仍很弱小,翻译的话语权仍更多地归属于男性。在翻译理论及实践中,女性的翻译地位应引起更多的关注。本文回顾了女性在翻译史上的努力过程，他们在实践过程中的不足以及取得的成就，总结了女性译者在翻译中，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
关键词：翻译； 女性主义翻译； 翻译地位； 双性同体
1， 引言
翻译是一项具有优久历史的跨文化交际活动，其开端可以上溯到两千多年以前，几乎和语言的起源一样早。按照《圣经》的故事记载：起初人类与上帝一起生活在“巴别塔”中，掌握着一种“纯语言”，用这种语言他们可以和上帝直接对话。后来，因为违背了上帝的意愿，人类受到上帝的惩罚被逐出“巴别塔”，散布于世界各地。上帝也收回了这种“纯语言”，使人类运用不同的语言交流，加上地域的疏远和生活环境的差异,不同地区人们之间的交流产生了很大困难,由此翻译活动应运而生。然而，在漫长的翻译活动中，女性始终处于从属和“他者”的地位，没有得到与男性一样平等的地位。随着女权运动的发展和女性意识的不断提高，该问题已引起更多的社会关注。
2，女性主义翻译之起源及其努力方向
在翻译活动中,女性一直处于派生的、从属的地位,翻译被视为男性的专利,在洛里·张伯伦的《性别与翻译的种种隐喻》一文中,翻译被比作女人,“翻译应该是即美丽又忠实”,而只有男性才是恰当的评判者。著名的法国翻译家梅纳日(Gilles Manage)将译文比做女人les bellesinfidels，意思是“忠而不美,或美而不忠”，把翻译置于一种“非此即彼”的两难的境地：要么漂亮，要么不忠实。雪莉·西蒙一针见血地指出“不忠的美人”的议题在于，将忠实和美丽对立起来，仿佛忠实只和女性有关 (Sherry Simon，P24)。译文还被视为“不忠的恋人”、“贞洁的少女”或“情妇”；翻译行为也被“比作性，比作强奸”。波伏娃的名言“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被塑造成的（one is not born, but rather becomes a woman）”指出了女性性别的文化和社会属性，即女性是第二性，是低人一等的。在中国，鲁迅、茅盾、郭沫若、闻一多都曾提到“翻译是媒婆，创作是处女”。因此,长期以来,男性主导着翻译活动,女性很少有机会参与翻译实践,自然也很难提出有见地的翻译理论。既使有少数在翻译方面取得成就的女性,也往往被人们所忽视。然而自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翻译研究逐渐开始向文化转型，传统的翻译思想和翻译观念逐渐受到质疑，人们开始对翻译进行更深层的思考和探索。自80年代以后，继精神分析、形式主义、新批评、接受美学、符号学、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西方翻译理论的涌现，女性主义随之发展并折射到翻译理论领域。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巴尔特的后殖民主义理论和德里达的解构理论给女性主义翻译提供了理论支持。 女性主义翻译观是从女性主义的立场出发，其理论功用主要为女性服务，即在翻译中尽量“使女性在语言中显现，从而让世人看见和听见女人”（Simon，1996：20）。这一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加拿大著名学者兼翻译理论家弗洛图(Louise von Flotow和西蒙(Sherry Simon),另外有斯皮瓦克Gayat Chakavorty Spivak)、张伯伦(Lori Chamberlain)、戈达尔德(Barbara Godard)及哈伍德(Susanne dLotbinière-Harwood)等。
3， 女性主义翻译策略之不足及其改进措施
在女性主义翻译策略上，女性译者极力提倡“重写”（rewriting），要求对翻译文本进行以女性主义为价值取向的干预和改写，极大地拓展了文本意义的话语空间。但是由于女性译者在翻译策略运用尺度上的把握不同，以及过于强调翻译中对语言的操纵和译者的干预，在某些程度上偏离甚至歪曲了翻译活动的本质，以至于其论点“过于情绪化，宗派化，理想化和主观化，因而不能成为真正的学术研究”（Levere, 1992,77）,斯皮瓦克也说过由于女性译者在对第三世界的女性作品在翻译过程中，为了迎合西方读者的口味，过多挪用和干预第三世界女性的差异，并改变了他们的写作风格，其实质也是“对非西方世界新殖民主义构建”（Spivak，1992:179）。
面对女性主义翻译所面临的这些批评，著名意识流作家弗吉尼亚·沃尔夫明确提出了“双性同体”（androgyny）思想，她认为“在我们之中每个人都有两个力量支配一切，一个男性的力量，一个女性的力量。……最正常最适意的情况就是这两个力量一起和谐的生活，精诚合作的时候”（ Virginia Woolf，1989），西蒙在《翻译中的性别》(Gender in Translation)一书的注释中也有同样的意思，即成功的译者可以跨越性别疆界来做到成功的翻译。而中国学者李文静和穆雷等人也有类似看法。刘军平也认为，“如果女性译家翻译男性作家的作品时能够把握男性的刚强，而男性译家在翻译女性作家的作品时能够传递其柔美，其译作一定是天作之合，（刘军平，2004）。这些理论都表明翻译时如果可以做到双性同体，两性和谐，定可很好的把握性别差异，从而真正的达到性别领域内的翻译和谐，译出令人满意的作品。
4，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成就及地位提升
女性主义的翻译突破传统翻译理论的二元对立思维,质疑原文的权威地位,否定传统的原文高贵而译文低贱的等级观念,提倡译作和原作的共生共荣。在翻译理论方面，她们将来自以上理论的影响带进了对翻译的探索和思考中，并最终形成颇具个性的女性翻译观，即他们从女性主义立场出发，其理论功能主要为女性服务。女性主义翻译观点产生于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之中，是一种全新的理论。该理论受到女性主义核心理论的影响，先借助重构女性的性别而为翻译的性别正名，即：“因为我是女性，所以我翻译” (Simon, 1996：1)。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认为翻译研究普遍存在性别化的现象罗莉·张伯伦（Lori Chamberlain）全面考察了翻译史上的性别隐喻，解释了翻译关系是如何在性别的典型形象和性别的权力关系中被描述的。弗洛图则指出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不仅发现了翻译中的性别隐喻，更改写和推翻了这些隐喻，如号召女性主义译者“妇占”原文等（Flotow,Luise Von，2004:43-45）。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目的在于坚决反对在文学作品中将女性置于社会下层，并将翻译附属于文学的哲学传统。女性主义认为原作在地位上等同译作，语言反映性别歧视的现实，并且强化了性别歧视，翻译不是一种机械的语言转换，而是一种涉及到文化干涉和协调的创造性活动（张景华，2004）。为此，女性主义必须探讨翻译是如何被“女性化”的过程，解构以结构主义为基础的传统译论以及构成其哲学基础的性别逻辑，因此对翻译的性别角色，对规定性的“忠实”伦理以及语言的功能和作用提出了质疑。而面对女性主义翻译所面临的批评，后来的女性翻译理论家们用运用“双性同体，两性和谐”理论给予补充和完善，从而使得女性翻译理论日臻完美，成为了指导翻译实践的不可或缺的一项重要标准！
5, 结语
20世纪和21世纪交接的三十年，女性主义为翻译的主体，译者与原作的关系问题做出了新的贡献，不仅为女性主义指明了发展的方向，使女性主义理论不至于流于新的二元对立，为翻译研究打起了一个崭新的平台，也为翻译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最终推动了翻译研究的多元化发展。而“雌雄同体”理论的提出，也重新审视了译作中译者与原作的关系，即译者与原作“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和谐关系。同样，也缓解了女性主义翻译中的过激行为，使得译作能在一定的“度”里进行。“雌雄同体”意识对我们的翻译实践也有很大的启发，即在翻译中追求一种和谐共生的完美翻译境界，从而做到原文跟译文真正的和谐统一。这一理论的提出为女性与男性和谐平等相处提供了理论基础，同时也极大提升了女性在翻译和社会文化领域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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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沃尔夫 《一间自己的屋子》，三联书店1989，P120 |
